芒果体育我叫刘良斌，是一个80后。八十年代初期出生在安徽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那时的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我的父母，是那个时代最普通的农民，常年在一亩三分地上劳作，并藉此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我的出生，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朝阳，但是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起步前生活的丝丝困窘。

　　2019年，我进入三十六岁。我从县城走出来，少年时期通过高考走向省城，青年时期通过求学迈出国门，三十而立，我辞去了在联合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进行创业，并且把创业目标锁定在非洲的肯尼亚。

　　30多年的成长经历与中国社会最可歌可泣、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几乎同步，而这段历史必将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深远的影响。对我本人而言，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探索，永不言败”的精神，给我提供了了强大的创业动力。

　　时代背景：1978年改革开放，以恢复高考制度为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了序幕。在这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的起步阶段。

　　1978年，18岁的父亲高中毕业了。也是在这一年，16岁就失去老母亲的他因为家庭成分问题等历史原因，参军申请被驳回。这个家，除了已年迈的爷爷和尚未出嫁的小姑，父亲是家里硕果仅存的壮劳动力，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年，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父亲说：“那时候家里穷啊，得挣粮食吃饭。”所以，父亲进了县城的茶厂当起了每月工资20-30元的临时合同工。当时，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都必须如数上缴生产队，然后记上工分，分得粮食。过着温饱不足的生活。

　　1979年父亲回到生产队，随着集体做起了菜农，劳作一天每人能分得1.14元。家里只有父亲和小姑两个主劳动力，爷爷仅算作半个劳动力，根据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我们家能分得一个月60斤粮食的指标。父亲和小姑在生产队的工资买完粮食便空空如也了。好在家里还有几分自留地，平时还能种点小菜，父亲平时也会参加生产队上土地的集体施肥，换取一些额外收入，用于买糖买豆腐买布匹等补贴家用，这时候，至少不会再吃不饱了。

　　1981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在我们村实行了。父亲说：“按照一家每口人分0.63亩的标准，我们家共分到了1.89亩的地，我们可以自己种菜自己卖菜了。”这一年小姑出嫁了，父亲成了家里仅有的劳动力。因为父亲年轻肯干，每个月能赚到五六十元钱，不仅如此，父亲在闲暇时间偶尔还会去工地搬砖盖房拉人力车赚取额外的收入，养活自己和爷爷，生活终于慢慢有了改变。

　　而我的母亲，三岁便随着外婆下放到了农村，一直到1977年随着舅舅来到了县城。小学毕业的的母亲跟着舅舅与外婆在县城做着各种临时工，有时在工地搬石头，有时在茶厂清理茶叶，只要能补贴家用，母亲都会去做。母亲会常常忆苦思甜说：“那时候生活艰难，辛辛苦苦干一天能挣一块两毛钱。馒头卖五分钱一个，要是能花上两毛钱吃一顿早饭，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就这样，在家务农的父亲和打着零工的母亲在1982年8月结婚了。除了母亲娘家陪嫁的一床被子，家徒四壁的两个人就这么完婚了。

　　母亲则笑着说：“结婚之前，你爸跟我说让我跟他享福，不让我做事。结果，结婚后的第三天，我就开始种菜持家做饭，一做就是一辈子。”

　　1983年底，我出生了。母亲总提起我出生的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我差点被冻死在襁褓中。

　　那一年，爷爷也没能熬过，在我出生后的第十六天，爷爷撒手人寰。月子里的母亲在外婆的帮助下，照顾嗷嗷待哺的我，又借了一千元替爷爷办完了丧事。

　　父亲说：“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收入有200多元，大米涨到了1.4元一斤。可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债务就达到了两千块，辛辛苦苦地里刨一年，除了吃饭，就一直在还债。”

　　这样紧巴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伴随着弟弟的出生，也罚光了家里仅剩的两百元钱，生活愈加捉襟见肘。

　　看着嗷嗷待哺的儿子，看着亲戚朋友家慢慢改善的生活条件，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让他从事了一生职业的决定——父亲跟着他的姐夫一起做起了生猪屠宰和贩卖生意。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睡过一个懒觉。

　　1987年的我已经开始朦胧记事了。记忆中父亲总是半夜我睡得正香的时候起床，接着院子里就会出现各种纷乱的嘈杂声。缩在被窝里的我从一开始的烦躁不安到最后不论多么喧闹我都能安然入睡。父亲却开始了日复一日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四五点就去菜市场卖猪肉的生活规律。

　　父亲说：“那时候卖猪肉能赚钱啊，生猪收上来才七毛钱一斤，自己宰杀自己卖，一天下来能赚七八十块钱呢。88年那时候，国家要开始经济建设，我们小县城也开始到处搞基础建设了，政府开始征地，那时候840块钱一亩呢，我们家的地也被征了六分。征完了家里还剩下一亩多的地，你妈在家种点小菜去市场上卖，我们就能早点把欠下的债还了。”

　　对于80年代的童年，我记得最多的是母亲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我和弟弟太小，母亲把我们带到菜园子里，放在她能看得就的地方，之后自己去干活。很多时候我们哭了闹了，母亲也顾不上我们，我们自己哭一哭也就没事了。母亲干完活再带着我们回家做饭。那时候唯一的零食就是母亲种的番茄（西红柿），切开后撒上一点点糖，我至今还在回味那个滋味。只是母亲种的菜也是家里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这样的零食，母亲也舍不得给我们多吃的。

　　起早贪黑的辛苦，家里家外的操持。不仅把在外面借的两千块钱债务还了，1990年我们家准备把年久失修的老平房推倒重盖了两层楼房，这是我成年之前家里最大的事了。

　　父母至今仍然住在这套在1990年建起来的房子里。那时候的我已经上了小学，每天背着小书包和村里其他的男孩子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去上学，下课回来看到爸妈和工人们一起搬砖、和水泥、搭架子、砌墙。我看着增高的砖墙，院子里干得热火朝天的一群人，第一次感觉到生活正在发生蜕变。

　　我在这样的变化中，渐渐长大了。县城里的小学生活，除了黑白的课本和老街上让人眼馋的玻璃弹子，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每个学期组织的看电影活动。因为可以理直气壮地找母亲买几颗水果糖加上一小包瓜子和同学们一起系着红领巾浩浩荡荡享受这奢侈的半天。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看过无数遍 “地道战”“地雷战”电影片段。我就是这样在对邻居家小哥哥玻璃弹子的期待中长大了。

　　1994年，我顺利进入当时的县重点中学——二中。我意识到长大，是因为终于可以每天都有零花钱自己去买早餐。五角钱两个热腾腾的包子或者一块钱六个米粉饺子足够让我满足一整天。相对于小学，初中生的我们也必须在回家吃完晚餐后回到学校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课。现在的我会看着灯火通明的城市，回忆起时常停电的晚自习教室，每个学生都会在抽屉里备着一根蜡烛。当又一次停电的时候，我们会快乐地拿出蜡烛，整个教室顿时温暖起来。透过每个人的书桌上燃烧的蜡烛，情窦初开的我会偷偷看一眼班级里那个漂亮的小女生，然后又飞快地低下头心不在焉的看着课本，讲台上的老师依然用方言说着一元二次方程式。

　　一直在中等成绩的我跌跌撞撞地在1997年以让人诧异的好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而这一年人们谈论最多的事情就是香港终于回归了。对于15岁的我来说，香港回归是个遥远到不可触摸的画面。可是对于一个县城的小子来说，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暑假终于可以走出县城。

　　1997年我人生中第一次踏进城市——武汉。作为中考的奖励，舅舅带着我乘了两天两夜的轮船，从安庆出发到达了武汉。1997年，武汉还没有林立的高楼更没有博览中心，除了汉正街和黄鹤楼，便是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县城和城市的差别在哪里。

　　高中时代的开启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知识量的丰富和课业的繁重。伴随着我叛逆期的到来，我的视野从“泰坦尼克号”和世界杯开始渐渐开阔。我的记忆中，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是我学生时代学校组织观看的最后一场电影，也是我看的第一部欧美电影，对于蓝眼睛高鼻梁，不再仅仅停留在报纸书籍和脑海的猜想中。

　　随着98年世界杯的开启，我疯狂迷恋上了足球，从球星因扎吉开始，渐渐知道尤文图斯、AC米兰，意大利甲级联赛。每天不到两块钱的早餐费也被我节约下来，在唯一卖报刊杂志的邮电局买最爱的体坛周报和足球报。

　　报刊和电视是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问起高中时期的男生们最爱干的事情是什么？那必然是下午放学之后三五成群大坝河边的草坪或者学校满是煤灰和尘土的操场踢上半小时的足球了。县城没有足球场，可是这也不能阻挡我们双脚肆意飞扬的青春。

　　1998年，一个叫做电脑的新事物在县城出现了。那个被称为网吧的小房间带着魔力的触角将放学回家的我拉了进去。流行的公共聊天室里能容纳几十个人，从没学过打字的我用两根食指生涩地敲在键盘上和他们一起侃大山，隔着屏幕看那一边的人们说他们的故事，这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新鲜感，在不可触摸的屏幕前我认识了省城上大学的小姐姐们，也知道了外省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可是三块钱一小时的上网费是我承担不起的，所以在那些不能通过电脑聊天的日子里芒果体育，新认识的远方朋友们邮寄的信件成了我们每周的期盼。从收到信件小心翼翼地打开，到挑选好看的信纸，一笔一划的写好回信，贴上邮票，再郑重其事地投到邮筒里，似乎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

　　带着对远方的向往，19岁的我考取了省城的大学，激动坏了父母。一百元三张车票，从未去过省城的父母乘坐着小巴士车在省道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把我送到了两百多公里外的省城合肥，安顿好之后留下400元的生活费，于是，我开启了离乡的起始键。

　　大学的生活无疑是丰富多彩的，远离了高考的压力，没有父母每日的耳提面命，生活似乎打翻了色彩盘。八人间的男生宿舍每天熙熙攘攘，充斥着各种方言的气息。我终于可以不再用两根食指和电脑那一边的朋友聊天了，在学校的计算机课上正式学习了如何打字。操作着DOS系统，插入软盘储存文件，我一点一滴学习着新的知识。

　　2003年，非典带来的恐惧席卷着全国人民惴惴不安的心，我感觉全国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学校也进行了封锁，不再可以随意出入校园。也许对于非典，我感受最深的不是恐慌，而是我偷偷溜出学校买了人生第一个进口产品—一部松下超薄随身听，当然也花掉了我这个月三分之二的生活费，让我啃了半个多月的馒头。这部随身听伴随着我度过之后的大学时光后，便不知所踪。当然，随之消失的还有磁带缠绕的音乐岁月。

　　大学生活是阳光和惬意的，单车扬起的微风送走四年的光阴。我们便到了毕业季。家境平平的我四年都恪守在这一个城市，四百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无力再担负起我行走远方的梦想。也许那个时期的北上广学生们生活还是比较富余的，但是对于一个二线城市来说，电脑和手机都还是奢侈品，至少在我的寝室里，八个男生都没有手机与电脑。在网吧完成了毕业论文之后，我怀揣着瞒着爸妈省吃俭用余下的900元钱，买了我的第一部手机——夏新A9，继而留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真正像个成年人一样朝九晚五地生活。

　　记得小时候父母一直谆谆教诲说要好好学习考大学，大学生毕业出来都是包分配，有稳定工作吃喝不愁的。而我们这八零后的一代，包分配这个词早已成了过去式。经历人才市场的层层筛选，2006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进入一家高校图书馆，对于我这种冷门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来说，可谓是专业对口了。每月一千二的工资已经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手握的第一笔巨款，尽管除去房租和生活费用，已所剩无几。也是在这一年，当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开始讨论买房讨论房价的时候，我扫了一眼大约两千一平方的房价，默默远离了话题的中心。现在还不是时候！

　　月光一族的我从省城开始渐渐将视野越拉越广。记得龙永图先生曾经说过：“我是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我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岁。第一次站在海边看得我那是心潮澎湃呀，心胸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2007年的我24岁了，也是第一次看见大海。在开往厦门的特快列车的卧铺上晃悠了二十多个小时，我终于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年轻的我并不知道广阔的大海和我的心胸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感叹城市与城市的差别真的太大了。

　　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年，我的人生开始向一段没有设定好的轨迹滑行。

　　五月的那一场地震，震碎了多少人的生命，又震碎了多少人的生活与梦想。2008年也是热火朝天的一年，奥运会在北京开幕。我们隔着屏幕一边焦灼着汶川的挣扎，一边激动着北京的火热。

　　而对于我来说，2008最能直达我内心的是动车组的全面开通，原本八九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从合肥到上海，因为动车的开通，时间变成了一半，我可以经常乘坐动车去上海看望我喜欢的姑娘。2008年，我的大部分周末都是从周五晚上的动车开始的。似乎我的命运也跟随着动车的驰骋，开始在人生的轨道上提速，只是也顺便拐了个弯。

　　两千块的工资再也不适合大学毕业三年的我，看着二线城市的房价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从两千飙升到了五千，我整个城市笼罩在大面积房地产开发的烟尘中，我看不清前途的方向。我喜欢的姑娘要出国，我看着手里捉襟见肘的工资，咬咬牙把父母这么多年存着打算给我娶媳妇的本钱带上，跨过山和大海，去追我的媳妇了。

　　海外求学的日子是艰苦的，赶不完的论文和考试，还要兼职打工养活自己。只有每隔一两周通过QQ给家里打视频。弟弟为了能让我和父母见面说话，给家里开通了网络。父亲说，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我们家院子内外都增加了几间小平房，现在农村很多人家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地城市打工赚钱，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来到县城读书，这样的小平房正好可以让他们带着孩子住，到了周末或者放假，他们再带着孩子回家，一套小平房一年也能租五千到八千，前后院五六套这样的小平房一年也能有些额外收入了。他们还希望能把家里的一亩多自留地都盖上小厂房租给一些服装手工作坊的小老板，母亲一辈子都在农田里干活，年纪大了如果能把厂房做起来，一年能租到一万多元，就不必那么辛苦了芒果体育。

　　2012年，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开了，和家里的联系更频繁了一些，父亲母亲想起我的时候会随时拿起手机通过微信打个视频，家里土地的厂房已经做起来并且租出去了，母亲的担子轻了不少。我已经两年没回家，这是我长大以来离家最远最久的一次。可是这也是我成长飞快的两年。异国他乡的生活，清冷也充实。没有朋友和亲人的陪伴和温暖，学习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逢年过节和家人朋友们聊起，知道当初离开的城市，房价飞涨到一万一平米，地铁在赶最后的工期，哪里又建了新的高楼，我回去肯定不认识了。父亲说，家里把能盖起小平房的地方全都盖了房子，除了主楼一层自己住之外，全都租出去了。家里农田上刚建起没多久的厂房，现在政府要征收修路，这是家里仅剩的一点土地，但父亲说，政府可以补偿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

　　在苏格兰的两年里，似乎家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每每听来都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发展太迅速。

　　到了2013年初，我因为机缘巧合，申请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信息官在非洲总部肯尼亚的职位，主要负责中文网站的资讯和更新，入职之后更是开通了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负责环境署中文信息的收集与更新。

　　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什么时候建起了那么高的楼房？商店里买了一瓶康师傅绿茶价格从2元涨到了3.5元，我顿时觉得钱包一紧。火车站内几乎都是D字头或者G字头的动车高铁，几乎看不见T字头的特快列车，K字头的快车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我看着身边匆匆往来蜂拥的人群，候车室里低着头玩手机的年轻人，感觉这几年我错过了很多的精彩。

　　回到肯尼亚之后，我依旧忙忙碌碌地工作生活。全肯尼亚一共也就几十家中餐厅，但价格都不便宜，周末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去吃一次内罗毕“北京饭店”的豆浆油条已经是奢侈。国内时常也会有朋友来访，或旅游或考察，从2013年的寥寥数位到2016年越来越多朋友的朋友来咨询肯尼亚投资的各种问题。

　　而也是在这一年，我感觉到了事业的瓶颈期，身边的小伙伴们陆陆续续选择了回国。

　　2017年，我带着这几年在联合国积累的经验，转身离开了给我第一个大平台的东家，成立“关爱非洲国际义工旅行”，选择了自己创业。

　　在经历了几番考察之后，深圳深深吸引住我的眼球。这个改革开放最初的城市，这个从一个小渔村慢慢发展成一线的大城市充满了活力。彻夜不熄的灯火昭示着着四十年来城市的变迁。我站在深圳湾看着对面的香港，想起若干年前，当我们提起香港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异国他乡，港商似乎都被冠上了富豪的光环。而如今，海湾对面的香港应该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而深圳却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拔起高楼，拓宽道路，发散了数条便捷的地铁线，商场里各类国内外品牌琳琅满目，再也没有当年小渔村的影子。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来到深圳创业的第二年。当市中心的灯光秀亮起时，我翻开儿时的照片。从家乡老院子里背景里的农田，到中学时光的四层教学楼；从县城大桥下的冷清，到省城公园的明媚；从第一份工作的高校，到英国毕业的教堂典礼；从工资两千的小图书管理员，到联合国与各种肤色的同事讨论国际形势；从一颗螺丝钉变成一个创业者；最后从一个舒适圈跳出来，回到发展势头迅猛的改革开放桥头堡。

　　2018年初，我领着父亲母亲去了一次香港，父亲说：四十年前，我们家连吃饭都吃不饱，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还会到香港来旅游，终于知道了香港的高楼真的没有深圳多。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是我们这一代父辈们为之努力拼搏的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带给我和我的家庭的变化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慢慢显现。一个小县城的无名小卒在这样的时代变迁中一步步走出来，一步步成就梦想。四十年的风雨回首，看到了交通的便捷、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大家都得以安居乐业，最终成就了富民昌盛的强国。

　　过去四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释放了社会的巨大能量、激发了社会的无穷活力。而这，又为无数创业者们提供了澎湃的精神动力。今天，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永往直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